原文地址：Quality vs. Quantity in Engineering
Marvinlee

每年春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子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主任（chair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Jitendra Malik都会坐下来同被工程学院录取的学生们谈话，讨论他们是否应该入学就读这个专业。

最近Malik注意到在学生们，尤其是他们的家长，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他们都很关心工程师或者计算机科学这个职业在今后的十年内发展前景如何”，Malik说。他们想知道他们是否选择了一个将会被外包出去的职业。为什么能够进入国内顶级工程学项目的学生还要担心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如果连考进伯克利工程系（Berkeley engineering）的学生都不愿意入学，是不是关于全国工程学毕业生的数量正在增长的争论并没有讨论到点子上？

只要打开电视看几眼Lou Dobbs在CNN的夜间节目“输出中的美国”——现在已经出书了——就能理解学生们的担心了，他在其中大肆抱怨外包。“把美国的就业机会输出到廉价的国外劳动力市场所威胁到的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更威胁到美国的生活方式”，那本书的官方广告如是说。

除此还有无数的政客、新闻稿和各色文章告诉学生们“去年中国的高校有超过60万的工程系学生毕业，印度的学校弄出了35万，而美国只有区区7万”，就像教育部的秘书Margaret Spellings在《新闻周刊》的一则通讯中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政客们——包括Edward Kennedy 和Newt Gingrich——都争相引用那些数字，就像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一份名为《超越密布的阴云》（(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的报告所作的那样，那份报告似乎很想将关于扁平的世界的恐惧传递给白宫。

但是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两位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一再援引的数据是误导性的，一些专家说外包压根不会导致美国终结，关于美国工程学岌岌可危的警告不但没有使学生们更自律，反而吓得他们止步不前。

在一份并没有像《阴云》那样引起美国国会重视的报告中，杜克大学的学者们探寻着关于毕业生数量的数据的真实性。杜克大学普拉达工程学院（Duke’s Pratt School of Engineering）的院长（executive in residence），《圈定工程学外包争论》（(Framing the Engineering Outsourcing Debate)）的作者之一Vivek Wadhwa说中国有60万工程学毕业生的数据是2002年的，当时Cadence Design Systems的CEO Ray Bingham在一次演讲中使用了这个数据。“人们还在引用同样的数据，它们根本就不准确”，Wadhwa说。杜克大学的报告使用了国家教育统计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Companies）和中国教育部（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的数据，结论是美国2004年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学位获得者是222,335，印度及中国分别是215,000和644,106。

但即使是这些数据仍就不能说明问题，Wadhwa说。一个经常被末世论预言忽略的关键问题是“质量”。中国及印度分别有超过290,000和103,000的学位获得者是“专科（subbaccalaureate）”。在美国，只有84，898个工程学学位获得者是修了两年课程得到肄业证书的。当考虑到人均工程学毕业生数时，差距就拉得更大了。美国平均每百万人中有758人获得工程学学位，在中国是497人，而在印度是199人。这份报告还说中国的数据是从不同省份收集加总得到的，而各省份对工程师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可能包括了“机械师和其他产业的技师”。

这份报告讲工程师分为“dynamic”和“transactional”两种。报告指出，transactional指一般操作机械性重复任务的技师，通常没有学士学位。“那些人才又可能因为外包失去工作，”Wadhwa说，而不是伯克利分校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换句话说，是处在客户支持线上另一个终端的人们工作不保，而不是他们的老板。Wadhwa说他很同情这些人，但是像Dobbs那样描绘“被输出的美国”的人与其说是有益的提醒不如说制造了更多的麻烦，他们使优秀的学生担心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根本没有预期中的好工作。“我们得做更多的工作，从K12开始（训练因为外包而可能失去工作的人们找到更高级的工作）。但是聪明的学生们正在听到的却是美国的教育如何差劲，如果你进了工程系，你找工作就有麻烦，”Wadhwa说，并补充说他经常从杜克大学的学生那里听到担心的疑问。

在谈到共和党最近的科学和技术议程时，身为白宫发言人的共和党人Dennis Hastert解释说“美国需要能培养出更多世界范围内最优秀学生的教育系统。”Wadhwa坚信美国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和印度是第三世界。他们有大量的贫困和基础建设的问题。印度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他说。同时，他还说印度和中国比美国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来完成它们的基础建设。Wadhwa认为最终的战场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这就意味着不要吓跑聪明优秀的学生，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除了Hastert还有一些共和党议员，比如加利福尼亚的David Dreier议员，在谈到印度的顶级学院时，援引了“7所印度技术大学”。在一个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IT）公开的2003年的“60分钟”片断中，号称“想象一下将哈佛（Harvard）、麻省理工（MIT）和普林斯顿（Princeton）放到一起，这样你才能大概了解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在印度的情况”。但是Wadhwa说他“和教授们交流过。他们说来自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学生非常聪明，但这里最棒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是平等的，没有谁更好。”

根据200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and Company Global Institute）的一份人力资源报告，中国和印度分别只有10%和25%的工程师能够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那份报告发现像波兰、匈牙利、捷克和马来西亚这样的低工资国家能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角逐的工程师比例比印度和中国都要高。事实上，在调查的国家中，就能在世界市场中竞争的工程师比例而言，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最后的，甚至排在巴西和菲律宾后面。但是匈牙利和菲律宾却没有在关于美国竞争力的新闻发布会快报中被提到。

批评国会关注于工程学毕业生统计数字的人基本是科学家自己，他们中的大部分坚信美国确实需要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做得更好。困扰他们的是对错误理解的数字的强调，这可能使学生泄气——并且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如何让更多初、高级学校的孩子们考虑在科学界中就职这个大问题上引开。

Wadhwa说最终的目标一定是使美国为需求无限的高质量工作做好准备，并且继续将国外一些最聪明的学生吸引过来，让他们促进创新。目前，国外的学生在申请留学签证时一定要声明毕业后即将归国。这种政策和911事件后签证的日益困难迫使许多亚洲学生留在国内或者到欧洲的大学求学，后者争夺亚洲的留学生的竞争正日益激烈。“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更加困难，或者我们不那么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些都会促使他们到别处求学。这场交易中的输家是美国。”国际教育人员协会（NAFSA：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的助理执行董事Victor C.Johnson说。“我们不仅在削弱我们的学校，”它们需要留学生参与工程项目，“也在削弱我们在经济和科学上的领导力”

和Wadhwa一样,Johnson认为近期对美国工程师数量的强调应该让位于对他们素质的提高。“事实上可能有X、Y或Z名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能回答它们是否代表了美国工业所真正需要的高水平高技能的创新天才这个问题”他说。

虽然国务院一再保证关于签证程序的问题已经恢复正常，Johnson却指出上个月他们拒绝发给印度杰出的化学家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的主席Goverdhan Mehta签证。“所有说签证政策没有问题的人直到最近几个星期才清醒过来，”Johnson说。

尽管在新闻稿中引用中国有60万工程师的恐怖数字已经是惯常的伎俩，现在一些政治家开始意识到仅仅强调数字也许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一位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Howard McKeon去年和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院长David Baltimore一起去了一次中国。“他告诉我1个伟大的科学家抵得上1000个一般的科学家，”McKeon说。

或许像Wadhwa说的那样：“中国还比美国有更多的牙医呢。但是那又怎么样？”